“我和祖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为今天的祖国的成就感到骄傲；作为一个有着6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，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身不悔；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学家，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，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。”

出生辛亥，启蒙“五四”，求学战乱……幼年的侯祥麟，眼里充满了灰色。在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中，侯祥麟总是在思考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？当《资本论》《大众哲学》进入视野，他如同找到了“领航灯”，“当时，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并终生信仰，不曾动摇。”侯祥麟说。

一位同学讲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，让侯祥麟激动不已；而外国杂志中有关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，更让他对共产党人由衷敬佩。

1938年4月，侯祥麟作出了“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”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为便于工作，组织两次安排他加入国民党做地下工作，侯祥麟欣然应允。

时逢战乱，中国军队汽油奇缺。侯祥麟毅然投入油品研制的队列。无油可炼，他就从菜籽油里炼制柴油，用煤干馏制取人造石油；燃料不足，他便设计出精馏塔，从白酒中提炼酒精……

抗战胜利前夕，按照中央部署，侯祥麟作为技术干部赴美国深造，为建设新中国做准备。

1950年10月1日，清华大学师生都到天安门参加庆祝游行。在男生一片白色衬衣的“海洋”中，一件鲜红色的衬衣格外醒目。这是侯祥麟，红衬衫表明了侯祥麟的底色。此时，他刚舍弃优越的工作条件，从美国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，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做教授。

解放之初，百废待兴。最亟待解决的，当数航空煤油的国产化。“搞不出航空煤油，我们过天安门都得低着头!”时任石油部部长的余秋里终日眉头紧锁。

军令如山。架机器、测数据、作对比，侯祥麟亲领6个研究室的科技精英日夜苦干。试验、失败，再试验、再失败……无数次挫折、失败，无数次分析、总结。

“我就不信搞不出中国自己的‘争气油’!”侯祥麟顾不上中毒、爆炸等危险，和团队一块攻坚克难，闯过了一个个技术难关：高精尖特种润滑油品全部试制成功，一举满足了中国航空、航天、核工业发展的特殊需要，而时间仅仅过了一年。

此后，侯祥麟作为石油项目的完成者之一，参与了《1956年—1967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》的制订，那可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性工程。受托中国科协，侯祥麟以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名义，主持百余人论证，写出《关于合理利用一亿吨原油的若干建议》，上报国务院。侯祥麟及其团队的研究，使中国炼油工业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，实现了油品立足于国内。

颐养天年之时，侯祥麟依然正常上班、做研究。“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总要做点事吧!”侯祥麟常说，“科学家的真正快乐在于创新与奉献。”